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大军南下。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的学员与来自山东、山西、河南各地的干部一起，成为支援南方各省的南下干部。他们像种子一样播撒在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为当地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北方解放区干部南下的战略决策

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区开辟工作，这是党中央作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专门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此项工作更加紧迫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同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正确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阐明了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和中原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的重大意义，做出了从上述各解放区抽调53000名干部的安排，并指出了有关注意事项和要求做法。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1949年2月3日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指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准备3月即行渡江，要求华东局和华中局调动集中及训练15000名干部，华北局集中17000名干部训练待命。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东北局除一部分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8000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体干部，均应准备随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

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三月集中，并训练完毕。中原局所担任的干部，须于四月底集中，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

根据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南下湖南省委、省政府于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组建，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不久即随军南下。

在此前后，晋中、太行、察哈尔、冀南、冀东、冀中、豫西和山东、河北、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等各老解放区的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动员各级党政军群部门，原则上抽一半干部南下，留一半在原地区工作。抽调南下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组成南下区党委（支队或总队部）、地委（大队）、县委（中队）等，成建制随军南下。在此同时，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也抽调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分批南下，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和中原大学、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等单位也抽调部分学员随军南下。

（二）豫西地区干部南下入湘概况

从河南省豫西地区南下进人湖南的干部，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1948年七八月间进入豫西地区工作的山东籍干部，二是豫西地区的本地干部（包括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学员）。

1947年冬至1948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从山东省的鲁中、胶东、滨海3个地区和华东局机关内，抽调1万余名地方干部，到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附近的阳信县和惠民县一带集中待命，准备随华东野战军主力渡江南下。

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李林负责组织，鲁中、胶东、滨海等3个地委和华东局机关，从3月初开始就由上而下层层宣传发动，有计划地从各级党委和政府中抽调干部，准备南下。3月初，被抽调的人员从各地委出发，于4月初先后到达惠民一带集中学习。

4月初，在李林的主持下，从集中待命的1万余名干部中，除女同志和身体有病者外，抽调6000余人，编队南下。4月10日前后，他们从阳信、惠民一带出发，当月底先后抵达华东野战军总部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县城附近后，就地编入随营学校，学习政治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纪律规定，同时学习军事知识，并进行射击、投弹和夜间行军等练习。随营学校校长是由中共华东局书记兼华东野战军政委陈毅担任。

5月上旬，在山东省南下的这批干部中，经自报公议、组织批准后，有1000多人被批准进入豫东和苏、皖等地工作。这批人员于5月20日先行随军南下，其余人员仍然在原地的随营学校继续学习。

由于解放战争的进展和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变化，中共中央原定在1948年渡江南下的计划有所改变，于是，在随营学校学习的5000多名地方干部，由随军南下江南改为南下到中原地区工作。

6月上旬，随营学校的5000多名学员编成中原支队，先后从濮阳出发，折往西北方向进发，经过河北省邯郸地区西进，到达山西省太行山区后再往西南方向前进，渡过黄河，跨过陇海铁路干线，于7月底到达豫西地区的临汝县(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所在地)。9月，根据中共中原局的指示精神，先后有4000多名干部被分配去江汉地区、桐柏地区和陕南地区，其余1000余名干部就在豫西地区分配工作。

为了摸索和总结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农村工作的经验，豫西区党委决定以临汝县、宝丰县和郏县为重点县，鲁山县和禹县为附点县，在豫西区党委副书记兼五地委书记金明的直接领导下，集中力量展开工作。留在豫西地区的山东省南下干部，绝大部分被分配到上述5个县从事新区工作，并且在9月上中旬即先后到达指定的工作岗位 展开工作。

1949年春，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继辽沈战役胜利后，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也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部队的主力军已基本被消灭掉。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集结在长江以北，渡江作战指日可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作战力量，已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这一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原局于3月初作出决定，从集中在豫西地区5个试点县工作的山东省南下干部中抽调240余人，连同在上述5县内选调的当地年轻干部及勤杂人员170余人，共计400余人，集中待命南下。3月底，这批南下人员在各县集中出发，经襄城、许昌等地，于4月1日抵达郑州市，稍事停留后又赶赴巩县，在县城附近集中学习待命，准备随人民解放军部队南下，到江南新解放区去开辟工作。4月中旬，上级已经明确分配从豫西地区抽调的人员去湖南省工作。这批人员与来自山西、河北等地的上万名热血青年，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告别亲友，离开家乡，历尽千难万苦，辗转数千里，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先后到达湖南，大部分进入地(市)县，少数分配在省直各部门工作。

原中顾委委员、原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1949年4月20日子夜，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大批干部随即南下。”

“4月底，我和爱人陈维清仅带了几名警卫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巧遇老战友黄霖，他正带领从吉林省抽调的干部在天津集合，准备南下。”

“当时交通不便，铁路、公路都没有修复，火车运输很不正常，一路上颇费周折。我们和部分干部乘火车于5月中旬到达河南开封。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已在开封。后来大批南下干部也陆续到达这里。根据中央安排，南下干部在开封进行整训，而后分批南下。整训大约进行了一个月，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有关方针、政策，邓子恢给大家作了报告，通过学习，南下干部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

“5月16至17日，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我7月初到达汉口时，市内还很乱，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武汉三镇。”

“7月14日，我坐吉普车经湖北通城进入湖南。家乡有人看到了我，于是‘曹瑛没有死，曹瑛又回来了’的消息就在家乡传开。‘马日事变’之后我离开家乡就再没回过家，也没有同家中有书信往来，人们都以为我死了。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我1937年9月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出来，回到延安去中央党校学习时，已改名为‘石磊’。我想：既然现在家乡老百姓还记得我‘曹瑛’的名字，我就应该改回来，这样既便于工作也便于联系群众。当时我们随行带有电台，我就给党中央发了一个请示电报。中央马上回了电报：‘同意’。”

“经过通城进入湖南境内，就是我的故乡平江县了。来到南江桥，这里离我家只有15华里，当天晚上，弟弟曹元仲来到南江桥看我，同胞骨肉久别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非常激动。部队在南江桥住了一夜，就往平江县城进发。从南江桥到平江县城正好路过我的家，我的姑妈、姐姐、弟媳、侄子及其亲戚，都在路边接我。因队伍要赶路，我连家门都没进，大家在路边见一面，就分离了。我当天就到了平江县城，县委书记兼县长齐寿良接待了我们。”

“7月底，我们到了长沙市附近的黄花小镇。此时，党中央的代表正在同程潜、陈明仁谈判。因此，各项工作都围绕和平解放长沙而努力。首批随军南下的省委副书记金明、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和我也一同参加谈判。通过多次与程潜、陈明仁谈判，程、陈两位将军深明大义，于8月4日宣布和平起义。至此，长沙正式宣告和平解放了。”

（三）豫西行政干部学校学员南下入湘历程

1949年2月初，豫西行政干部学校通过文化考试，在各地招收了近1000名新学员。2月中旬，这批学员即赶到当时驻在宝丰县杨老庄的豫西干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4月，干校搬迁到了开封市。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后，干校于6月6日举行了第二批学员毕业典礼。6月7日，这批学员按照党组织的统一安排，除少数人分在河南工作外，大多数赶往郑州与从山西晋中南下区党委率领的干部汇合后，其中800多人和先期已到达的一批华北革命大学学员，多数被分配到了湖南省支前司令部和衡阳、长沙等专区的支前司令部，少部分分配到了省直机关，迅即随军南下入湘。

6月初，在南下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分别组建了中共邵阳地委、邵阳专署机关和邵阳县、武冈县、隆回县、邵阳市的领导班子，并将全体人员进行了编队。

6月12日，豫西干校学员乘火车到达河南省漯河市停留了两天。14日又改乘汽车，途经舞阳、叶县、方城、社旗、唐河等地进入湖北省，后来又经枣阳、随县、安陆、云梦、孝感、黄陂等县，于16日抵达汉口，在那里驻扎待命20余天。

6月中旬，在巩县集结的南下入邵人员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待命学习，赶往郑州市继续学习待命。6月30日，冀东南下干部总队一大队从迁西、青平两县抽调的干部，以及五、六大队中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共430多人，调入邵阳地区。7月初，由冀南南下六地委委员、社会部部长白连成率领的，由邯郸、肥乡、成安和临章等县抽组的两个县建制的南下干部，奉命调入邵阳地区工作。因此，南下邵阳地委及各县的领导机构和人员亦作了相应的调整。

7月3日，南下入邵人员在郑州市光明电影院召开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南下邵阳地委、邵阳专署和所属有关县委、县政府主要组成人员名单。

7月14日，南下入邵人员从郑州市乘火车南下，经河南省信阳和湖北省孝感等地到达武汉市北的滠口车站，下车后过长江抵达武昌的纸坊镇，在那里学习待命20多天。

8月5日湖南省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人长沙市。计划进入省支前司令部和省直机关的同志，随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进入长沙市，随即展开了紧张而繁忙的支前工作。

一位南下干部说起当年长沙和平解放的情景，仍心潮澎湃：“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我们南下干部深入全市各单位，日夜奔忙地进行一切准备工作。组织群众把各种各样的欢迎标语、画报，贴满了全城。家家户户门前整齐地悬挂着两面红旗。从早到晚，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我们南下干部组织练习唱歌和排演秧歌的锣鼓声。在酷热的气候和敌机的轰炸下，我们南下的同志坚持工作，整整两个通宵未睡。我们安装起临时广播，随时播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电话局的工友们还设法与准备入城的解放军接通了电话，不时地向城外呼喊着：‘同志们！你们快来呀！’8月5日晚8点钟左右，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庄严开进长沙城。这晚，长沙全市灯火辉煌，50多万市民彻夜狂欢，为长沙城空前未有的盛况。”

当时，邵阳地区尚未解放，于是，南下入邵人员就地在长沙县农村帮助工作20多天。9月初，他们奉命进入长沙市内，待命学习近1个月。在此期间，因邵阳地区所辖的新宁、城步两县原来没有配备干部，所以地委从已经分配到各县的干部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建这两个县的领导班子。此前，已先后吸收了一部分从华北大学、华北革大和中原大学南下的青年学生到邵阳地区工作，地专机关和各县的领导班子也作了少量调整。

10月10日，邵阳获得解放，南下入邵人员即于11日乘火车离开长沙市，经株洲到达湘潭市后，再转乘汽车西进，于10月13日前后分批抵达邵阳市内，立即开展了接管建政的各项工作。计划进入所辖各县的南下入邵人员，也在10月底前分别到达了目的地并展开工作。

（四）南下入湘干部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伴随着长沙和平解放的胜利凯歌，三湘人民同时迎来了整个湖南的解放。各路随军南下的干部成建制陆续奔赴全省各地，迅速展开了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筹粮支前等工作。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老人说：“当时面对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困苦局面，既要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又要在废墟上建造起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家园，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因此，从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第一天起，我们在抓筹粮支前、清匪反霸的同时，倾注全力安排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自1949年8月到1950年8月这一年中，仅长沙市采取协助转业、介绍工作、扶助生产经营、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多项措施，就解决了失业职工与贫民及外籍难民8万多人的生产生活困难，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原湖南省政协主席刘夫生1949年从家乡山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后，当时分配在长沙地委组织部工作。他经常与当地地下党干部一道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运动，日夜忙于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每当回忆起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刘夫生主席就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湖南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全靠两条腿，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南下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农村帮助清理整顿地下党支部。通过摸底清查，把一些老的乡、保长换下去，又从农村中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新生力量，建立基层新政权。可以说，当时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处处是惊心动魄，充满血雨腥风。农村的土匪、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暗杀、偷袭等破坏活动十分嚣张。南下干部身处在斗争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级新政权的领导骨干，首当其冲的成了土匪、恶霸暗害、偷袭的目标。然而，广大南下干部无所畏惧，英勇奋斗甘愿为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与国民党旧政权残余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南下干部入湘不久，首先接管了长沙、岳阳、益阳、常德、衡阳、邵阳等城市的警察武装，紧接着全面开展群众性的防汉奸、防特务登记工作。仅长沙市半个月内就收缴私人枪支400多支，登记特务分子200多人。当时，湖南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加上山区的土匪、乡村的恶霸、地主分子内外勾结，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獗，给南下干部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危险。

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在曹瑛、阎子祥等南下领导干部的劝说教育下正准备弃暗投明，却突然被穷凶极恶的特务暗杀了，给刚刚起步的统战工作蒙上了恐怖的阴影。在此期间，益阳南县的匪特和地主恶霸制造事端，冲击县政府，造成15名干部当场牺牲；安化县第六区公所遭匪特袭击，杀害干部9人……

各地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新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大肆进行破坏，给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带来了很大阻力。在这危难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号令：“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挥师三湘，全国围剿匪特的战斗打响了。各地南下干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大部队对土匪长期盘踞的湘西、湘南，以强大的兵力，实行多路突袭，迫使土匪由大股化小股，分散潜逃；然后又及时收拢部队，以奔袭和守点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拉网式剿匪，打得土匪无处躲藏。湖南省委统战部离休老干部鲁庆昌，回忆当年围剿时的情形说：

“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是1949年10月奉命进入湘西的。大部队进驻沅陵后，成立了湘西军区，并首先发动大庸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二二军5000余人，并争取了地方武装陈渠珍部起义，收降了汪援华部1200余人。1949年11月初，四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奉命入川作战，湘西军区(即四十七军)直属部队和一四〇师对公路沿线进行重点围剿，到12月底，共歼灭土匪1700余人，同时还争取了7400余人投降。1950年1月，四十七军赴四川参战的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完成任务返湘后，全力投入湘西剿匪。4至6月底，歼灭土匪1.5万余人；8月到10月上旬歼匪2万多人。至此，湘西全境解放。经过大规模剿匪作战，至1951年5月底，全省境内公开活动的股匪基本肃清。”

广大南下入湘干部和后勤服务人员与湖南人民一道，出生入死，忘我工作，为湖南的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无论是担任各级各类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是从事普通工作的人员，大家都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把自己的宝贵青春和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了湖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南下入湘干部的根子深深扎在芙蓉国里，湖南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三湘四水布满了他们创业的足迹，潇湘大地记载着他们奋斗的历史，湖南人民深深感谢他们，永远忘不了他们。

为了记载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入湘这一重大史实，早在1987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史委、老干部局和省档案局就联合发出通知，全面部署了南下入湘干部登记造册工作。经全省上下数以万计的老干部和组织、党史、老干、档案等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密切配合，采用查阅档案资料，调查走访知情人和组织老同志座谈回忆相结合的方法，将1950年6月底以前随军南下进入湖南工作的干部，按1949年底的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逐县市逐单位进行了全面登记，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据统计，全省共登记南下入湘干部14741人，其中男12598人，女2143人。南下干部入湘后，其中有12645人进入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邵阳、永州、湘西、会同、沅陵、永顺、郴州等13个地、市和100多个县(区)，占整个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85.5%；分配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工作的有2087人，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14.5%。

南下干部一心为人民，一切听从党安排的高度政治觉悟；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可贵品质；艰苦深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主动让贤，为建设湖南而甘为人梯的博大胸怀；这都是我们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他们感人的南下故事，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70多年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的年富力强的领导骨千和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如今均已退出了工作岗位，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然而，广大南下干部在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将成为我们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振兴社会经济的宝贵财富，激励着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本文由学校档案馆整理，资料来源：1.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中共湖南省老干部局、湖南省档案局合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南下入湘干部名录》；2.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写的《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三卷。执笔人：苏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