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清（1908-1996），山西省昔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创建晋东抗日游击队并担任司令员。1940年以后主要从事抗日政权建设，历任太行军政委员会委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兼公安总局局长、建设厅厅长、太行行署主任。1948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任豫西行政公署主任兼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铁公司首任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计委主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邮电部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1908年，李一清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他11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邓氏含辛茹苦抚育5个子女。李一清年龄最小，聪明伶俐，很受长辈们喜爱。7岁时，他在亲友的资助下开始上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又读了1年私塾。在学习之余，父辈们经常向他讲述古代英雄传奇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早期革命

1924年，李一清跨过了家乡的松溪河来到太原，考入进山中学。追求真理与进步的他，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

1927年春季，经过斗争考验的李一清，由武宝善（武竞天）、尚文2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个人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誓为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献身。

1930年秋，高中毕业的李一清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和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多次参加示威游行，每次都是一路演讲，挥泪控诉日军侵略东北的暴行，控诉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

清华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各种进步群众团体，把进步力量组织起来。李一清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和进步同学组织“宏毅读书会”。他利用同学、校友的关系，进行联谊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开展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团结中间学生，发展进步力量。

从1934年起，清华大学地下党通过进步团体发起组织了“现代座谈会”，李一清是“现代座谈会”农村组的负责人。当时地下党和进步同学掌握了《清华周刊》编辑部，李一清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党利用这个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政策和一些反动文人的言论。

每逢清华大学假期，李一清都回到老家山西省昔阳县，深入民众，调查民情，指导昔阳学生运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4年底他成功地组织了对本县被人称为“西老天爷”和“玉皇爷”的地主豪绅的斗争。

1935年1月8日，正值清华大学期末考试的第一天，几百名国民党军警、特务闯进了清华园，按照“黑名单”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李一清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各种刑罚，李一清不怕苦、不怕死，坚持斗争，严守党和革命的机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使敌人一无所获。在柳亚子等人的营救下，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慑于压力终于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1935年秋，李一清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返回山西太原，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就任于太原成成中学。他和其他中共党员、革命分子一道，在中共北方局、山西省工委、太原市委的领导下，同兄弟院校一起，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学生爱国抗日救亡运动，使成成中学成为太原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和党在太原进行革命活动的坚固阵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成成中学师生建立起“成成中学师生抗日义勇队”；太原失守后改称为“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此后又被改编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游击第四支队”。

二、太行烽火

1936年，根据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李一清受党的派遣参加了阎锡山的军政训练委员会，并在当年12月组成的“民训干部训练团”里兼任连队指导员。

1937年4月，李一清根据党的指示到晋东具有革命基础的平定，担任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五团政治部主任。这个教导团实际上是在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推动下建立的，团政治部主任及政工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目的是通过军政训练，改造和掌握这支部队，为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做准备。

为了使教五团严格按照我党的建军路线向前发展，李一清曾4次向薄一波汇报工作，研究探讨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组织建设等问题，听取薄一波的指示和意见，并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1937年10月间，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达平定地区。在和一二九师教导队召开的联欢大会上，李一清号召教五团的广大官兵向八路军学习，加紧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使每个人都成为更坚强的抗日战士，时刻准备把一腔热血洒到抗日最前线去。

按照上级命令，教五团先由贾毓芝、梁膺庸率领，向武乡幡龙、榆林地区开进。李一清根据特委指示，率领教五团的部分队伍离开平定后，一路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建立地方游击队。此后教五团被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总队(后改为决死纵队二总队)，后来成为抗日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8年，根据上级的指示，李一清离开了后来由教五团改编的决死纵队二总队，来到了山西东部的昔阳皋落镇，开始了创建晋东游击队的艰难历程。

1938年2月28日，以李一清任司令员、赵武成任政治部主任、秦进络任参谋长的晋东抗日游击队在皋落正式成立。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主要来自于原教五团和从八路军中抽调来的干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培训的进步青年，以及从民族革命大学来的一批学生。其主要兵员则是来自抗战初期由昔阳县地方党和八路军发动组织起来的4个区的抗日游击大队。晋东游击队下辖九龙支队和太行支队，共约1000人。游击队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晋东各县，各地人民为之振奋，大大提高了抗日积极性。昔阳、平定、和顺等县的青年、学生纷纷前来参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晋东游击队在李一清的率领下，在晋东广大地区与日寇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他们配合主力部队，协同冀西抗日游击队和平昔西侧的秦赖支队，形成了掎角之势，狠狠打击敌人，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李一清在游击队的领导机关建立了党委会，并担任党委书记。每个支队都建立了党支部，连队有党小组，党组织生活健全，对党的发展工作特别重视。当部队改编为保安六团时，党员的数量已占部队人数的24%，党组织已经成为部队团结战斗的核心力量。

1939年9月18日，是山西牺盟会成立3周年纪念日。纪念大会在沁源县活登村隆重召开，李一清从路东出发来到沁源县参加大会，并被选举为牺盟会执行委员。

晋东游击队在皋落改编为保安六团后，公开建制属于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实际上已改称晋冀豫边区纵队第六团，后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二十八团，成为我军主力部队的一部分。

李一清创建、领导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晋东游击队，不愧为晋东抗日人民的子弟兵。为了保卫晋东人民、保卫抗日政权、巩固和发展晋东抗日根据地，他们不畏强暴，浴血奋战，进行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许多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40年初，李一清根据上级党委的安排，离开了由晋东游击队改编的保安第六团，来到当时还保持着阎锡山政权序列的山西第三专署任副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时任第三专署专员、保安司令部司令兼政委的薄一波，其主要精力已转向当时称为太(行)南即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因此，李一清实际上全面主持了第三专署的工作，成为太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领导人。从这时起，李一清完全投入到太(行)北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的政权建设工作中。

由于李一清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根据地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日趋繁荣，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群众对自己的政权机关也更加拥护和欢迎。

作为太行军政委员会委员的李一清，受北方局和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等的委托，担负起了筹建作为冀南、太行、太岳3个抗日根据地统一后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冀太联合办事处”的重要使命。他根据各个部门的职能，制定了每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不到4个月时间，“冀太联办”于1940年8月1日正式建立起来。杨秀峰任“联办”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任联办副主任，李一清任联办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处长，并主持“联办”的日常工作。

1941年以后，根据华北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要求，急需在“冀太联办”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边区政权领导机构。为此，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向“冀太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

1941年7月，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村隆重开幕，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李一清作为共产党参议员参加了大会。会议开始时，大会决定接受八路军总部建议，将鲁西30余县划归本边区，因此晋冀豫边区改称晋冀鲁豫边区。会议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选举成立以杨秀峰为主席的边区政府。李一清被选举为边区政府委员，并出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兼公安总局局长。1945年，他又出任建设厅长。

1946年，李一清（后排左三）在太行区时期与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李一清从受命主持第三专署的全面工作，到具体筹建“冀太联办”，又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公安保卫、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担任了重要的具体而繁重的领导工作任务，尤其在经济工作中颇多建树,对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

1945年日本投降后，边区的工作中心转到保卫解放区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上来。1946年，李一清受党中央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领导的委派，接替刘岱峰同志出任太行地 区行署主任。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他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政府工作，并协调和管理全区的财经工作。他以解决支援前线和军需民食为目标，抓紧全区粮食生产，大力开发财源，兴办实业，开工厂，办公司，建银行，修公路，架桥梁，使根据地的经济日益巩固和发展。

三、转战中原

从1947年冬季开始，中共中央中原局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将原豫陕鄂战略地区划分为豫西、陕南2个战略区。1948年6月1日，豫西区党委和行署在鲁山成立。李一清奉调离开了他战斗、工作10余年的太行地区，来到豫西地区任行政公署主任，与区党委书记张玺同志一起开始了新的征程。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豫西，山脉交错，河流纵横，地形复杂，土匪活动猖獗。土匪的存在，给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李一清到任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农村土匪恶霸势力很快土崩瓦解，使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1948年6月，豫西行署成立之后，二野、三野、四兵团三大解放军主力会战许昌，齐聚豫西，支前任务十分繁重。李一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主抓过边区政府的财经工作，深知后勤工作对战争的重要保障作用。经他提议成立了“军区支前司令部”，并亲自兼任司令部政委。支前司令部成立后，曾支援过驻马店战役和解放郑州的战役。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原解放区的迅速扩大，需要大量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于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由豫西行政公署创办豫西行政干部学校。

1948年7月，豫西行署抽调曲乃生、戴汤文、高维英、张汉桢4人到宝丰筹备建校。在中共宝丰县委、县政府协助下，他们将校址选定在宝丰城南5华里的杨老庄。这里原是杨姓大地主的大宅院，解放军到来前地主闻风而逃，留下100多间瓦房，经简单修补就成了一所规模可观的校舍。李一清亲自兼任校长，曲乃生为副校长（不久曲乃生调往中原局宣传部，副校长由戴汤文接任）。学校设办公室、教务处和总务科。戴汤文兼办公室主任，焦大铭任秘书，赵树才任教务主任，张力任副主任，张汉桢和刘子亮分别任总务科正副科长。不久，为了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又建立了学校党组，张力任党组书记，赵树才任副书记，张道彰任党组成员。

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学校即发出招生广告开始招生。《广告》明确指出：“本校以培养豫西区行政、经济、教育及其他民主建设所需之干部为宗旨”“不分男女凡年满十八岁体格健康而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均可报名”。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政治、常识等，笔试之后再进行体格检查和口试。学习内容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基础理论（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现行政策、时事政治、革命修养等。学期规定为3个月。从1948年7月开始，豫西行政干部学校前后共招生4期1500人，编为14个队。学员毕业后，部分留校工作担任各队辅导员，大部分由豫西行署分配到各个地区参加工作，还有部分学员响应号召随军南下。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了大规模秋季攻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郑州、开封相继解放，我野战军挥师东进。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即将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几十万大军云集前线。豫西解放区虽然离战场较远，也积极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工作。

李一清十分重视支前组织机构的建设，在支前司令部内，设有动员部、民工部、供应部、救护部、工程部，分别负责宣传动员、教育培训、人力畜力组织、粮食柴草等各种物资的筹集调运、伤员救护医疗和转运。

各分区、县设立战勤司令部，区设战勤委员，村设战勤小组。并按一定的距离，设置兵站、粮站。为方便调运，将粮食集屯站分别设在洛阳、许昌、郑州、西平等地的铁路线上。豫西军区、行署、支前司令部先后发布了《加强民工参战领导与组织和战勤纪律》的条例，以及民工组织、政治、纪律、奖惩、战时转运站组织等条例。整个豫西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自上而下的支前网。

1948年底和1949年初，随着郑州、开封的解放，豫西行署迁到郑州，旋即迁到开封，李一清也开始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同年2月份，豫西行署主任李一清奉调离职，高芸生升任行署主任并兼任行政干校校长。

1949年3月3日至4日，中原解放区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大会选举刘伯承、李先念、邓子恢、吴芝圃、李一清等21人组成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3月7日召开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会议推选邓子恢任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任副主席。这是解放区继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之后，成立的又一个大区人民政府，管辖着河南省和鄂豫、江汉、陕南3个行署，人口约5000万，成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可靠基地。李一清负责政府机关的组建工作，几天之内就组建完成并开始正常工作。

在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中，李一清协助邓子恢主席分管生产工作和财政工作，同时兼任中原区支前司令部的政委。李一清根据邓子恢主席的要求，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抓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重点抓了城市工作，他正确贯彻执行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不仅注意恢复和发展公营企业，而且注意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解除资本家的顾虑，积极发展生产和流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在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几个月内，第四野战军以凌厉的攻势向长江沿线推进，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在支前与建设的过程中，浩繁的财政开支，使新政权的有限财力难以应付。为了使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好转，李一清主持研究制定了财政政策，为中原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年5月16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国民党政权在中南地区已濒临全面崩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发展，撤销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了华中局和华中军区。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李一清就率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和支前司令部的部分干部移驻汉口。

李一清到武汉后，参加了以陶铸为主任的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军管会物资接管部部长。他不仅承担起繁忙的城市接管工作，而且为支援前线，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等进行积极的筹划，较好地解决了武汉市的民生问题。

从全国解放前夕到1954年初，李一清，历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财经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负责中南地区财政、经济的全面领导工作。

四、创建武钢

1954年2月，经中央批准，李一清调任华中钢铁公司(后改为武汉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发展钢铁工业，建设新的钢铁工业基地，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武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帮助兴建的融矿山、原材料、冶炼、轧钢于一体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中央确定第一期工程的目标是年产钢150万吨，1960年完成。武钢的厂址是在长江之滨的一片荒野上，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任务十分艰巨。李一清深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一个全新的战场。

李一清为武钢厂区建设开工剪彩

开工建设第一件大事就是支摊子，建机构，组队伍。要从最初几千人，增加到几万人，建设高峰期时，建设、生产队伍曾达到10万人，把千军万马组织起来难度极大。组织队伍的事情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调来一大批优秀地师级干部担任了武钢下属的厂矿长。与此同时，以大冶钢厂6000人的基建队伍为基础，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人员。同行业各厂矿及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和技术工人共计26700多人，其中鞍钢从厂长、车间主任、炉长直到工人成建制地支援2900多人；祖国北疆哈尔滨5000多名建筑工人开进了武汉钢铁建设基地；祖国南疆海南岛“公路二师”3000多名官兵转到了武钢；建设工程部所属的中南二公司全部人员和装备拨给了武钢……到1957年底，一支几万人的队伍，集结到了李一清的周围。他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凡是具有较高领导才能和现代化建设技能的干部，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调到武钢，委以重任。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

为了顺利开展厂区各个项目的基本建设，并为投产和管理生产做好准备，以李一清为首的武钢总党委，确立了“组织——提高——培训——锻炼”的方针，一方面组成生产和基建两套人马，由副总经理韩宁夫率领赴苏联学习培训；另一方面组织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到鞍钢进行生产管理学习和培训。

为了搞清大冶地区铁矿石的储量，李一清多次召集专家、领导干部开会，反复研究、部署勘探测量工作。从1952年到1954年的3年多时间里，资源勘探总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钻孔深度累计3.4万米，获得了丰富的矿藏资源资料，找到了可供1个大型炼铁厂使用10年的巨大矿体，为武钢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1957年4月8日，以一号高炉为中心的主体建设全面展开。李一清到现场剪彩，并铲了第一锹土，开始进入了全面施工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生产准备工作也开始紧张进行。

武钢一号高炉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炼铁炉，是武钢的重要主体工程之一。原定于1959年7月1日建成出铁。根据当时建设形势，国家要求提前建成出铁。湖北省委指示“一号高炉提早投入生产”，计划修改为1958年底投产。在武钢党委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号高炉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零18天建成，终于按要求提前建成出铁。这标志着中国第二大钢都从此跨入了生产、建设同步并进的历史阶段，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跃上了新的台阶。

1958年9月13日，李一清（戴眼镜者）陪同毛泽东主席观看一号高炉出铁

1958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来到武钢视察。毛主席在李一清陪同下来到一号高炉，观看了高炉流出的第一炉铁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视察对武钢全体职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以一号高炉为主体的系统工程建成后，武钢开始进入了既要建设又要生产的同步发展时期。以李一清为首的武钢公司党委，在认真分析了建设和生产的形势之后，认为钢铁对于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必须尽最大可能保证增产丰产，同时又要从实际出发，考虑现实的建设状况和生产能力。

1959年4月30日，李一清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调整生产指标的建议。中央接受了武钢党委的建议，对生产计划作了调整，大大减轻了高指标的压力，使武钢更有效地组织生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同年下半年，二号高炉继一号高炉之后于当年7月14日投入生产；三、四号焦炉，一、二、三、四号烧结机，大冶铁矿一、二、三、四选矿系列，金山店铁矿等原材料系统相继投产。一号、二号、三号平炉相继于1959年9月、10月、12月建成投产，一部分配套工程也投入生产运行。钢材系统的初轧机于1959年6月破土动工，大型轧钢于3月动工，板轧于12月动工。这些工程大都于1960年投入试生产运行，武钢从此进入大规模生产时期。

五、心系邮电

在“文革”期间，李一清受到冲击和批判。但他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

1978年10月，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签发文件，为李一清落实政策。后经中央批准，调李一清到邮电部担任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职务。由于新任部长、党组书记王子纲在四机部尚有工作，直到1979年5月才正式到职，因此从1978年10月至1979年5月，由李一清主持邮电部的全面工作。

当时，邮电部的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精神，制订邮电发展规划和改革方案。李一清抓住机会，因势利导，按照邮电部门的工作重点，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李一清早在太行行政公署时期就十分重视邮电工作，并为邮政员工立功运动题词：“在人民邮政建设事业上继续努力，功上加功！”因此，他对发展邮电通信以及通信在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地位、作用认识极为深刻，他认为必须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他根据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副主席对4位副总理谈话时关于“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来”的明确指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并在1—3月间，分别向党中央、国家计委党组，就加速邮电通信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明确提出：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国家计委应当把邮电通信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之一，从现在起并在“六五”期间，把邮电列为投资的重点部门，以使邮电通信能够迎头赶上去。同时，还根据邮电通信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和技术含量高的特点，提出尽早引进电子交换、微波、数据通信、信函自动分拣等主要设备生产线和技术专利的建议。

李一清（前排中）任邮电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与邮电部部分领导和干部合影

李一清在这段时间里，还主动向李先念副主席汇报工作，并根据李副主席的指示精神，亲自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登门拜访，就解决首都通信紧张状况共商大计。

李一清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还主持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由于政策的逐步落实，全国邮电系统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国内良好的大环境为邮电通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邮电部门根据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成立了邮电发展规划小组。1980年前后，李一清协助王子纲部长负责这项工作的实施。他认为应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通信建设上来，转移到技术大革命上来。为了有计划地进行邮电建设和整顿，一定要搞好远期与近期通信建设规划和计划。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首先，他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计划局关于调整1979年基建计划方案的汇报。这个调整方案计划新增邮政生产用房2.4万平方米，长途设备电路1623条，长途自动和半自动设备电路1070条，新增交换机5万门，北京市话增容1.66万门。其次，李一清会同有关部门，为迅速改变邮电通信严重落后状况，加强国家通信网建设，提出了8项措施。其中，第一次向中央提出，“发展市内电话，其建设费用除国家投资外，可以吸收地方投资，组织用户投资，并建议将现在征收的市话附加税也作为市话建设的投资”的政策要求，明确这些投资必须统一由邮电部门作为专款用于电信建设。在技术上，现有工厂要努力增加市话交换机和市话电缆的生产，同时要积极引进程控电子交换机和塑料护套电缆的生产线专利。

邮电通信不断地发展，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当时，社会上还不能完全满足邮电部门对邮政、电信技术人才的需求，因此邮电部门必须要利用自身优势培养出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1980年2月2日，邮电部党组会议决定在集中力量办好北京、南京、长春邮电学院的基础上，加快恢复重庆邮电学院。在研究恢复武汉、西安邮电学院议题时，因这2个学院已被改为邮电科研机构，能否再恢复办学需深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于是，李一清带领有关人员亲赴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进行调研。经过调研，调查组向部党组所作专题报告认为，由邮电学院改成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作为光纤通信技术研究和发展的基地已经初具规模，不宜撤销研究院恢复办学。部党组同意调查组意见，保留了一个研究和发展光纤通信的重要基地，因而为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

关于恢复西安邮电学院的问题，同样十分复杂。由于多年来几经变更，学校原址已经建成邮电部第十研究所，要恢复办学就必然挤压研究所的空间。他多次把西安邮电学院的筹建负责人和十所的领导召到北京进行协调，希望大家以邮电发展全局为重，团结协作，相互支持。他还给陕西省省长于明涛写信，请他在征地方面给予关照，顺利解决了土地问题，为易地重建西安邮电学院铺平了道路。

1982年11月，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了以宋任穷为组长的省区市机构调整指导小组，李一清被中央选调为指导小组成员。他始终努力地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指导小组的各项具体任务。

六、晚年情怀

1983年3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一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工作领域。他十分热心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认真阅读人大常委会的文件，思考着政权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国家大事。

这期间，人大常委会每年都组织常委们进行一两次视察活动。每次他都积极参加，亲临一线调查研究。他去湖南调研期间，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南矿冶学院名誉院长陈新民的汇报，并到中南矿冶学院和长沙第一师范视察，对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专题调查，然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报告，提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他以党和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发展壮大、革命取得胜利和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他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常抓不懈，不能忽冷忽热，不能只靠少数人去抓，要针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不同的特点，并要与教育改革紧密结合等具体建议。

他虽然离开邮电部领导岗位多年，但仍十分关心邮电事业发展和建设。他多次到北京市邮政局、电信局调查研究，并亲自写信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针对当时装电话还十分困难的情况，建议加快电信建设，调整收取初装费的标准，以解决建设资金的困难；建议新建居民小区要预留电话管线并列入建筑规范和验收标准，以免入住后为安装电话而凿墙打洞，造成浪费。他针对义务兵盖三角戳免费邮寄信件带来的种种不正之风，从国家免受经济损失、有利于部队建设和社会风气好转的高度，建议革除弊端，改变办法，为以后邮电部试行义务兵免费邮票作了舆论准备。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补充任命李一清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成为国家立法机关法律专门机构成员之一，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之后，李一清从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了颐养天年的生活。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养成紧张、高效、快节奏作风的李一清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起床后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然后阅读、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并以更多的精力关注着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他为各行各业发展尤其是邮电事业的高速发展和技术进步兴奋不已；也为我国经济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感慨万千。1990年武钢的同志到京开会时，抽空看望老领导。李一清详细了解武钢的生产、建设情况，还特别询问了轧钢厂的情况。当他得知1958年安装在靠近一车间北门的那台轧机仍在生产时，竟半响说不出话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50年代的轧机还在服役，这反映了我们的技术设备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了。不改革、不开放，这个差距还会增大。后来，李一清不止一次地给在冶金部工作的老战友打电话，为武钢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献计献策。1991年李一清因病住院期间，从来医院探望他的袁宝华同志口中得知武钢依靠技术、设备引进，生产和技术上了新台阶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李一清病重期间仍不止一次地讲，想把山西晋东地区的革命史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他还说：一个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一个被山西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国民党“独立王国”，在党的统一战线感召下，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能够在抗战时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并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这其中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如有可能我一定要写。就在李一清右眼失明的情况下，还亲自写信给当年晋东游击队的战友、曾任江西省长省委书记的赵增益，让他写一篇《从晋东抗日游击队到保六团》，“作为山西新军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l996年3月28日，李一清带着一生勤奋、无私忘我、清正廉洁、爱憎分明、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欣慰，以及对未竞事业的遗憾之情，走完了88年的人生旅程。

（本文原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2016）》人物篇，史料主要来源于李一清传记组1999年1月编印的《李一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