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舟（1907-1952），男，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人，自幼接受新思想教育，早年投身革命，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唐河县委委员、方城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工委军事部长、豫西区第二专署专员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还一度任陈谢兵团开辟豫西根据地时的前委委员、豫西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等职。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行政学院院长、河南大学行政学院（该院1952年独立办学，改建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干部学校，后发展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10年与河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院长、开封市副市长、中共开封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1952年8月2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4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有一所王氏大宅院，院内有花园、池塘和多种树木花草，大小庭院10余个。王家四世同堂，全家上下几十口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今那里早已物是人非，故人多已逝去，但是总有几个名字常常被人们记起，让人久久缅怀。王家第六子王晓舟便是其中之一。

一个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

王晓舟，1907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自幼聪颖豁达，豪放不羁，不受封建社会旧思想的束缚。在他开始接受教育时，正值西方“新思想”大量涌入之时。他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尤为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他在青年时期交游甚广，上至当地的军政官吏、土绅以及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下至工农群众、士兵、学生，都有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他洞悉旧社会的人情世故，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情况了解极深，因而他抱定要改变贫弱国家现状，为所有劳苦大众争自由的理想，决心以改造旧社会为己任，不惜背叛家庭，投入到大革命中，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教育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晓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除去1943年至1945年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外，一直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前他在陕西、湖北襄樊、河南唐河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便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流浪生活，足迹遍及河南、湖北、江西、上海、北平等地，最终于1936年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社会上关于王晓舟身份的传说多种多样，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帮会头目，有人说他是绅士、商人，还有人说他是称霸一方的团总，头衔很多，而且互相矛盾。然而只有组织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在白区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反霸锄奸、收集情报、团结一切中间势力，策反削弱敌对势力是他的主要工作。王晓舟为人正直、忠厚、纯朴、虚心好学、机智、勇敢，善于团结同志和联系不与革命为敌的社会各界人士。他的这些品性使其白区工作中游刃有余，成绩显著。几位曾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前辈再谈起他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晓舟是我们这伙人的老大哥，搞地下工作和他在一起，我们就放心，有一种安全感。

由于王晓舟长期在豫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到抗战后期，他中共党员的身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服从组织安排，坚持在家乡开展敌后工作。他四处奔走，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并与国民党反动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所有这些使当政者既恨又怕。他们不惜用一切血腥和恐怖的手段试图摧残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不论何时何地捉拿到王晓舟，准予就地枪决，并接连数次围剿王家。他的三哥因此被活埋，母亲被吓死，一家老小被捆绑示众。全家老小因他而受累的惨状对他身心的冲击和折磨是不言而喻的，悲愤自然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即便如此也没能动摇王晓舟的革命信念和意志，他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并多次从敌人的突袭和围困中脱险。此外，他不顾自己尚处在敌人追踪搜捕的危险境地，还想方设法去营救身处险境的同志们，除掉卖友投敌的叛徒。王晓舟是属于中国早期具有真正理想的共产党人，具有崇高和朴素的革命理想，他们从不因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放弃理想。在其革命生涯中，他历任中共唐河、方城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工委军事部长、豫西区第二专署专员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中共开封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开封市副市长。在解放战争中，他还一度任陈谢兵团开辟豫西根据地时的前委委员、豫西行署教育处处长等职。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他都信心百倍，百折不挠，立场坚定，胆略过人，坚持原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和方法，不懈地和敌人作殊死机智的斗争。与他一起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前辈侯义方在谈及他的往事时称其为：往往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非凡的组织者和优秀的领导人。

恢复与发展党组织

“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王晓舟、郭以清、王子厚等同志在北京先后接上了组织关系，带着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任务回到河南唐河县，并与中共鄂豫边特委接上关系。在特委领导下，他利用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悉心经营，多方部署，为执行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创造条件。当时唐河县第五区区长王玉朗是王晓舟的族侄，基本上是听从王晓舟的安排行事的；从区员曹辰峰以下的办事员也大都是王晓舟的亲信之人。王晓舟则自任源潭镇镇长，兼唐河民团区队副。到了1937年冬季，从唐河第五区区署到该地所有的政、兵、学、商各界几乎都派入了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其主要权力均控制在中共地下党的手中。因而在源潭镇可以经常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这一带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

1938年春，王晓舟推荐中共党员李协民为源潭中学校长，又把学校置于中共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建立中共地下党的区委。从此，以源潭镇为中心，逐步建立起遍及唐河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战时间，源潭镇一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中共南阳中心县委机关曾一度驻该地。

在源潭中学安下秘密据点后，经王晓舟的筹划安排，唐河地下党随后便将活动范围逐步扩展到南阳一带，先后成立了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和唐河、南召、镇平等县县委，以至豫西南地委。

1939年春，王晓舟任中共豫西南地委军事部长。根据地委改组中共方城县委的决定，王晓舟被调到方城县委工作。当时正值国民党加紧制造摩擦之时，迫使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更加隐蔽地活动。王晓舟为解决县委机关驻地一事，煞费苦心。他动员政治态度偏向中共的挚友周联五到方城，利用周联五的亲属关系，在方城县西门内开设了一家诊所，把县委机关设在诊所内，所需费用基本上都是王晓舟筹措的。由于新建的县委机关与原中共方城县地下党组织素无关联，故而新址建立起来后，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使该诊所成为地下党最可靠的联络站。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将近2年的时间里，中共唐河县党组织坚决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领导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党员，相继在唐北、唐西、唐南、唐东的城乡建立了20余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党员人数近400人，使全县各地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各项工作的开展，打开了以源潭镇为基地发展地下党组织的新局面。

紧抓枪杆子建立抗敌武装力量

王晓舟除了关注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外，还非常注意抓枪杆子，重视党的武装工作。他在唐河工作的时候，深得其大哥王化佛的鼎力支持。王化佛曾任西北军少将骑兵团长，当时任唐河国民兵团团长。兄弟二人心有默契，平时王化佛总把国民兵团的武装领导权交给弟弟王晓舟，任其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和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一旦遇到白色恐怖加剧，王晓舟以及潜伏在该团同志和进步力量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武装威胁时，王化佛便先声夺人，向王晓舟夺权，让王晓舟以相争失败之名藉以出走，之后再仰仗自己的名义和威望将这支武装保存下来。待时过境迁，局势缓和，他又默默将民团的领导权交给王晓舟。不知内幕的局外人常常以其“兄弟阋墙”相传闻，实不知他们就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应对了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抓捕，使敌人扑空。借重大哥王化佛的威望和支持，王晓舟掌握了唐河县国民兵团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兵权的王晓舟大刀阔斧、积极缜密地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建立中共组织，扩大中共的影响；同时利用世交、同学、亲戚、朋友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南阳、唐河、方城和唐河、泌阳、桐柏以及南到随县、枣阳，东至确山、信阳交界地区，与那里的—切可以联系的地方武装进行联络，借以互相策应，随时准备起事。

王晓舟和李隐之到方城工作后，除了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外，很快制定了在方城东南山、杨楼、梁城、太尉庙、小史店等地建立山区根据地的蓝图，也就是以梁城联保主任兼联防大队长、中共党员翟化民为核心，加上几个当时也是中共党员的联保主任或大队长，如张晓光、孙兆桐、赵友瑞、陈宗正、舒化峰等，再以联亲拜把子等形式联系小史店、太尉庙、杨楼等地与上述各人私交甚厚的联保主任或大队长，成立夜校、民校，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建立方城东南山与泌阳、舞阳交界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设立电台；并以驻防泌阳古城、羊册的谢慎斋、李启周、李信昌、刘毅然、谢子瑞等中共党员控制下的方城常备营为机动，以确山竹沟新四军留守处的根据地为依托，在伏牛山、桐柏山的接口处，形成一条供八路军、新四军南来北往的安全可靠的走廊。为实现这一蓝图，中共方城县委对有关地区的人员进行了调整，以加强组织领导，加派张天忠为中共梁城支部书记，增派李喜运、鲁开太、井国玺、袁彭扶等到常备营工作，李隐之、侯万庆等也经常往返于东南山、梁城一带和羊册常备营，进行部署、联络和检查。这一计划终因白色恐怖加剧，王晓舟和李隐之被迫转移，故未能实现，但该计划给方城的中共党组织留下了重视武装工作的深刻影响，并在附近各地武装部队中撒下了革命火种。

1937年8月，中共唐河县党组织恢复后，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把组建和控制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当时，唐河县党组织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可能公开组建武装和打出抗日的旗帜。因此，把开展统战工作，控制地方武装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工作首先是从源潭支部开始的。中共源潭支部成立后，王晓舟根据组织的决定，利用社会关系，1937年底就当上了源潭区队副，实际上掌握了这个区队的领导权。利用这一职务，王晓舟先后将樊章、曹书章、王书明、王子武、赵庚建、龚庆甫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安排为区队的中队长、分队长。同时，吸收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该区队。为了加强党对区队的领导，建立了中共源潭区队支部（又称军队支部），由王书明任支部书记，还在党员较多的第四分队建立了党小组。

1938年7月，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唐河县工委划归中共豫南特委领导。豫南特委得知唐河县工委控制了源潭区队的情况，对这支武装非常重视，特派老红军干部曹月清到唐河县任县工委委员，秘密安排在源潭区队中开展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对区队进行军事训练，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讲授游击战术。通过训练，使该区队百余名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很快得到提高，成为县工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王晓舟还通过匪运工作，把当时源潭一带的杆首李耀贤（曾给王晓舟当过随从）的百余人争取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李表示：一旦日军到来，愿配合参加战斗。到1939年初，中共南唐县委成立时，党组织可以控制东到饶良，北到青台，南到源潭，西到桐河这一区域内的枪支600多支。

1938年春中原战场吃紧，地方当局政府假抗日之名，大发国难财，在麦收之后除抓丁派夫和正常征税外，又强行下达了“三征”（征收服装费、柴草费、蔬菜费）、“五购”（对小麦实行征购、派购、预购、代购、变购）的命令，农民辛苦一年的收获几乎被搜刮一空。于是唐、方、泌三县交界的兴隆、陌陂、饶良（现三镇均属社旗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黄枪会”（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自卫组织）的号召下，迅速集结起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粮抗捐斗争。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时任中共唐河县工委委员的王晓舟带领曹辰峰、王书明、杨子连等地下党员到饶良发动群众。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会众将下乡催粮要款的区队围困饶良街头达7天之久，枪会群众取得了胜利，有效地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后来河南省委为了保护这些参与抗粮斗争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特意指示将杨子连、王书明等12人送往确山竹沟新四军八团留守处学习并接受军事训练。在竹沟期间，杨子连等参加学习训练的12名同志全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8年8月学习期满，他们又回到了唐河，在县党工委的支持下，随即在各自的家乡开展“民先”工作，很快在唐北、唐东地区发展民先队员2000多人，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唐河县大队，队部设在源潭中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协民时任校长），由县党工委委员王晓舟任大队长，王书明、李德成任副大队长，杨子连负责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唐河县“民先”的活动，主要以分队为主，向队员进行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要求队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先”大队部和不少分队还发动队员，组织抗日文艺宣传队，到各村镇巡回演出抗日文艺节目，使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抗日救亡中的—支骨干力量。

解放战争之初，王晓舟任中共豫西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军事委员，负责唐河县的工作。在豫西第二地委和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他利用亲朋好友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南阳、唐河、方城、泌阳、桐柏，以及南到随县、枣阳、东到确山、信阳等地联络武装，随时准备武装起义，以策应解放大军。与此同时，还在辖区迅速成立了唐河、方城独立支队，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后来方城独立支队和唐河独立支队分别扩编为二分区基干二团，淮海战役后又升编为野战军部队，打过长江，转战大西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与方城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一贯重视武装、抓枪杆子是密不可分的。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形势发展很快，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开辟豫西时，王晓舟回唐河组织武装。待方城二次、三次解放时，王晓舟已在他原来的工作基础上，组建起七千余人枪的武装队伍。他曾派田振亚到豫南、豫北等地和陈谢兵团首长联系，但均未及时联系上。这支队伍在聚合途中，却被不明真相的解放军大部队解除了武装。虽然陈谢首长闻讯后立即命令归还武器，但人已大部散失，其中有些人又被顽匪收拢利用，走入歧途。王晓舟后来提及此事，也不禁嗟叹这次失误损失很大。

此外，王晓舟还直接参与了对国民党军刘希程部的策反工作。在策划驻防陕县、灵宝一带的军长刘希程起义的工作败露后，遭国民党2个师围堵，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让刘希程军长率其军直属部队和1个师立即易帜起义，自己率余部断后。经过激烈的突围战，终于将国民党刘希程的军直属部队和1个师的人马拉了过来。这支队伍在淮海战役中被编入华中野战军，打过长江，转战大西南，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然而，王晓舟事后谈及此事倍感遗憾，怨自己工作没做到位，直说：“没搞好，没搞好。工作做好了，完全可以把全军拉过来的。”他后悔工作没有做得更好，竟完全把冒险犯难的经历抛诸脑后。

身在敌营，忠心向党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竹沟惨案”，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为了保存力量，中共豫西南地委做出了抽调地下党员支援敌后游击区的决定，王晓舟、李协民被派往豫皖苏边区新四军彭雪枫部队工作。王晓舟为了行动方便，决定临时接受国民党军事机关长淮招募处处长刘先临的邀请，担任该处副官主任的职务。该处直属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机关设在安徽省太和县，毗连彭雪枫部队的活动地区。王晓舟于1940年3月以长淮招募处军官的身份，带领八九名武装人员到达太和县。先由李协民带1名中共党员到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处报到，并请示王晓舟一行进入游击区的具体行动路线。彭雪枫同志指示道：边区正需要加强国统区的统战情报工作，晓舟同志在长淮招募处的职务比较理想，不要到根据地来了，应留在长淮招募处搞统战情报工作；晓舟应尽可能长期隐蔽政治面貌，继续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万不得已时再回到根据地来，党的关系保留在彭雪枫处。此后，王晓舟便留在长淮招募处，经常与彭雪枫进行直接联系。以后他又根据彭雪枫的指示，在界首集筹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并邀请远在北平的王润黎（子厚）具体经办筹建工作。经过数月酝酿，联络站建成，以志诚商行的名义出现在界首集上。

1942年长淮招募处撤销，彭雪枫部也转移到津浦路东，王晓舟因与彭雪枫无法联系，为了继续工作，他接受了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唐河人）的邀请，任该师军械处处长，转移到洛阳一带活动。在洛阳期间，王晓舟与旧识老乡CC派特务头目刘怀仁取得联系，时常往来。一日，他从刘怀仁处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乘八路军驻洛办事处撤退之机，截击办事处机关和相关人员。王晓舟立即写信报告驻洛办事处，请他们提高警惕，予以防备。不料，驻洛办事处中的叛徒将王晓舟的信转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务机关到处追查报告人，王晓舟又从刘怀仁处获悉这一情况，再次去办事处做口头反映。但此时办事处已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然而就在王晓舟报告无果，返回住地之时，在洛阳街上与源潭中学学生、叛徒渔广太不期而遇。渔广太发现王晓舟后，即尾随跟踪。王晓舟感到情况不妙，便直奔刘怀仁住处。不久，渔广太也赶到，向刘怀仁报告发现王晓舟的经过。刘怀仁因与王晓舟既是老乡又是老相识，不容渔多说，当场呵斥道：“不要胡闹！都是自己人。”渔自知与刘的关系不如王晓舟，暂未多言，这才暂时化解了一场危机。但是叛徒一天不除，隐患则始终存在。为彻底消除后患，王晓舟趁刘怀仁调任桐柏区中统CC专员之机，承诺为刘怀仁搞商业活动助其发财，并建议将渔广太调往桐柏区。刘怀仁采纳了这一建议。刘、渔到桐柏不久，王晓舟便派李金章、张义芬等人，将渔广太诱杀于泌阳县沙河店集郊外，除掉了这个叛徒。

由于白区工作的特殊性，王晓舟常与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与他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其中不乏国民党的达官要人和江湖帮派头子。通过一次次与敌人的交往和应酬，王晓舟为组织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一次，他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与一伙特务看戏时，闲聊中觉察到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干部中有内奸，便不顾个人安危，假称上厕所，将写有“谨防内奸”的烟盒迅速扔到在办事处门口站岗的卫兵脚下，并使眼色示意叫卫兵注意，然后又赶回戏院继续看戏。这种冒险行动，成败很难预测。不日，CC特务刘怀仁找他谈话，神情与往常大不相同，流露出“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意思。王晓舟立即断定往办事处送信的事被暴露。在这危险之际，他当即去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副参谋长李昆岗处。李昆岗1926年10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交通兵科毕业，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深造。他为人正直，讲朋友义气，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持有疑异。他虽不满国政，却又甘为党国效力。然而这个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为敌的人，却也曾出于义气救下过属下一名具有秘密中共党员身份的书记官。王晓舟与李昆岗是中学时期的同窗好友，后来虽然走的道路不同，但长期保持一定的友谊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李昆岗在某些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伞，这次王晓舟遇险也不例外。王晓舟找到李昆岗对他说：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写信是为将来打入新四军领导机关创造条件。李昆岗听后告诫王晓舟，这种危险行动不经上级批准是要受到惩处的。于是王晓舟假装后悔，旋即向中统汇报此事。李昆岗则从中证明说：此事事先已向我汇报过。这样王晓舟才躲过一劫。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很多党员干部普遍受到组织审查，在白区工作党员干部更是如此。此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河南省地方党委被诬陷为“红旗党”。王晓舟到延安前在中统特务机关工作，到延安时身上带有中统证件，进入延安后虽已向党组织报告了此事，但还是被关在了保安处。整风运动期间所受的冲击之重和审查之严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八路军办事处书记从前方回延安后证实：他看到王晓舟写的那个字条后便加强了对袁晓轩的怀疑，作了一些防奸部署，防止和减轻了叛徒对党组织造成的破坏后果。后来袁晓轩公开投敌，便真相大白了。这样他才得以通过组织审查，获得了“王晓舟同志身在敌营，忠心向党”的审查结论。

1947年王晓舟出任豫西二专署（辖鲁南、宛东、方城、庐河、舞田、叶县等地）专员。在专员任上，他积极与分区合作共同剿匪反霸，同时对建政支前、组织财经收入，亦尽心竭力，多方筹划，保证了必要的军需民食。侯义方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经常看到他和分区政委胡荣贵（后任昆明大军区政委，已离休）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步调一致，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当时行署的财政科长云浩和晓舟也是如影随形地在一起切磋琢磨军民后勤保障事宜。此外，王晓舟对文化宣传以及掌握敌情侦破工作也极为重视。当房西华、鲁开太2位同志由开封转方城时，他考虑到过去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对敌情非常清楚。现在我们都浮上来了，敌人却在暗处活动，敌人怎么样暗算我们都不清楚，认为这情势非常危险的。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他决定不公开他俩的党员身份，将房西华安排到《拂晓报》任编辑，将鲁开太安排到公安局作便衣情报工作，并让其同地下共产党员李振仁开一小店。随后安排对李进行了一次假逮捕，尔后让其取保释放。如此这般，果然引来了统辖国民党地下军几百号人马的小头目郭嵩山来与李振仁同志联系举行反共暴乱行动，李振仁趁势打入了敌人内部，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后将其一网打尽。诚如中南公安部侦察处长李治华同志所说：“王晓舟同志若做公安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然而，他接受组织安排做了豫西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

1949年初，随着豫东的解放，豫西行政公署和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相继迁到了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5月中旬，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改称河南行政学院，王晓舟任院长。5月底，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河南行政学院并入河南大学，改称河南大学行政学院，王晓舟继续任院长。同年12月，王晓舟调任开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后任中共开封市委委员、市委统战部部长等职。1952年8月25日，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享年45岁。王晓舟逝世后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开封市委员会、开封市人民政府为他立了墓碑，碑文写道：晓舟同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为同志所称道，对党、对人民均有卓越贡献，其功绩将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2017）》人物篇，内容根据离休老人王茜的博文《我的六叔王晓舟》整理，部分史实根据河南省档案馆档案资料予以订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