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于申（1923—2019），汉族，河南省临颍县人。自幼刻苦求学，胸怀民族大义，受先进思想影响，少年时期便毅然加入革命队伍。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延安军政学院、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高级班学习。1941年后，先后在延安总政、晋绥军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第五十军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8年立大功一次，被东北军区授予“艰苦奋斗”奖章。1949年后，先后在第五十军167师、第五十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吉林省白城军分区、吉林省吉林军分区任职。1982年退出现役，任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党委副书记；1984年光荣离休；1993年被司法部授予“司法行政一级金星荣誉章”。

银于申，原名银玉身，1923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北大街（门牌36号）的一个破落中农家庭。全家共12口人，有父、母、兄、嫂、弟、2个侄儿和本人，还有叔父叔母及其2个女儿。家有田地4亩、租种庙地18亩、驴1头、宅1座、草房13间。全家依靠种地勉强维持生计，歉年尚需借贷。

父亲银相岭，幼时读过几年旧书，后在家务农，有时也在集市上当掮客，赚一点小钱。母亲为农家妇女，以照料家务为主，也常到田地参加劳动。哥哥银玉山自幼上学，本县小学毕业后考入县立职业学校，毕业后考入河南许昌农林实验学校（期间曾在许昌专员公署主办的《许昌新民日报》任记者），该校毕业后，到河南郾城县从事社会活动。

一、少年求学

银于申从7岁开始在本县北关区立初级小学读书，9岁转入县立初级小学三年级。11岁初小毕业后，考入县立城厢小学五年级，13岁高小毕业。由于年纪尚幼，思想单纯，读书究竟为了什么，思想上并不明确，只是听老人们讲“读书求学问，学问好，将来可以做大事”。于是，心里就有个求学上进的念头，只想好好读书，其用功读书的劲头受到先生和家人的赞许。

高小毕业时，正值哥哥在河南许昌农林实验学校读书。家庭想尽一切办法“节衣缩食”，“当地”、借债来供哥哥念书，希望哥哥将来能兴家立业。银于申聪明伶俐，家里也打算培养他多念几年书，将来好为家庭谋福，但实在供不起2个中学生同时念书。银于申也很想升学，但因家庭困难，也只能先复读一年。

在高小六年级复读的一年中，银于申非常用功，希望一年后能再升学。一年很快过去，家庭经济情况却更加困难，升学便成为泡影。父母安慰他说：“等哥哥做事挣钱后一定好好供你上学。”这时，银于申心里不痛快，但由于家庭的实际困难，只好休学在家自修功课，把升学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哥哥的身上。在家自修期间，实际上是半耕半读，农忙时还需帮助家里做点零活。

哥哥毕业了，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但也不再需要学费开支了，这样，银于申便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考入了本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进这个学校的原因，也是家庭经济所限。假如就读初级中学，以后还要继续升高中和大学，花钱很多，至少也要高中毕业后才有在社会上找事做的资本。所以，家人认为读初中不如读乡师好，4年乡师毕业后可以当个小学教员，即可挣钱谋生。但这是老人们的想法，并不是银于申的理想，他自己不仅将来想上高中，还想上大学，认为只有大学毕业后才能做点大事，可给家庭多挣钱，自己也荣耀。但这是个人的愿景，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加之自己求学心切，也就遵从父母之命进了乡师，反正总比不上学强得多。

这年冬天，“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爆发。银于申还不到15周岁，对于事变的内情完全不了解，只是听街坊邻居说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局势要变了。他心中很担心，因为之前军阀混战时，他的大伯被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死在田地里。他家院里也曾落过一个大炸弹，幸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银于申心想，局势要是变了，恐怕百姓又要遭殃了。后来听说蒋介石被释放，局势稳定了，大家也感觉轻松多了。

在乡师读了一年之后，银于申又想起自己的将来，不愿继续在乡师读书。那时，哥哥已经在河南郾城县找到工作，每月还可贴补家用，家庭经济状况稍有改善。加之在乡师读书时，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能赶回家吃饭，总是耽误上课和自习时间。所以，他便向父母建议转入了离家更近的县立初级中学二年级读书。

进初中二年级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各界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学校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救国。银于申非常仇恨日寇，早在初小念书时，当教员的姐夫薛少恒曾向学生们讲过抗日救国的道理，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小日本鬼还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那么几个人还想来侵略中国，真大胆！”不过他也讲到：“中国人不团结，是一盘散沙，不知奋发自强，被人家称作‘东亚病夫’。”这些话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又闯入他的脑海，心中更加愤惋。心想：“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我就不相信打不垮一个小日本。难道中国人就真的不知道齐心团结抗日吗？难道中国人都愿意当亡国奴吗？”当然，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可是要让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出钱出力，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来的时候，他就宁肯当亡国奴。老师说：“学生要好好念书，有了知识，将来好抗日。”

1938年春，日寇逼近黄河，郑州处在危机之中，从黄河北岸南逃的难民路经本县及暂住本县者日益增多。银于申从难民的言谈中进一步认识到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豺狼本性。当时本县征集了大批民车，集中在城厢第一小学校园内搬运伤兵及军用物资，遭到日寇飞机惨无人道的轰炸，更加激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后来时局日紧，学校被迫停课，教员纷纷离校返籍。因此快到暑假时，银于申便失学了。当时的青年学生，虽然尚有求学之心，然而时局不允许，可是想抗日救国又无途径，不知从何做起。家庭条件允许的想找地方继续念书，条件不允许的就想做抗日工作，找个出路，谁也不愿意“蹲”在家里。他虽然年纪尚轻，但被大多数同学的情绪所感染，也希望找到抗日的出路和门径。

二、走出家乡

有一位名叫郑确（原名郑世杰）的同志在本县工作，他的公开职务是县政府的一个职员（具体职务不详），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同年五六月间，郑确常去银于申所在学校，有时打球，有时聊天，与他们几个爱打球的同学走得很近。由于郑确待人和蔼可亲，同学们与他在一起时也不大拘束。当时银于申还是一个小孩子，各方面都很单纯，只觉得郑确是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对一个普通学生都这么热情和蔼，心中深受感动，因而对他很景仰。

当时，银于申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家，因而并不能经常碰到郑确。而整天在学校的几个同学（如师国珍、葛春田等），则经常与郑确在一起。郑确便在与他们经常接触的机会中，了解同学们的心理以及家庭情况，同时对他们进行一些正面教育。例如讲些关于苏联怎样帮助中国抗日；苏联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学生上学公家出钱等。他还讲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抗日救国；中国只有抗日，只有打败日寇才能富强，青年只有抗日才有出路等。银于申得到了革命教育，抗日救国的信念更强了。这些道理虽然多半是从师国珍同学那里间接听来的，但因为他们俩关系很好，所以银于申很相信师国珍的话，师国珍有什么话也愿意跟银于申讲。他还告诉银于申：“郑确同志准备介绍我们去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就读共产党举办的青年训练班，接受一个月的抗日训练后，就可分配抗日工作。”他再三嘱咐银于申，这些事不能跟任何人讲。银于申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万分，认为这正是解决自己当前困境的一剂良方。他严格保守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并急于直接和郑确面谈。有一天，银于申和师国珍一同去见郑确，郑确当面答应介绍他们去学习，还同意他们与家庭商谈此事。银于申当时犹如“困笼之鸟”得到了“钻”出来的门径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取得了家庭的同意。

在此之前，银于申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认识。十来岁的时候，在街上也看到过国民党反动派张贴的所谓“共匪”杀人放火的告示。但那时自己以为“共匪”就是土匪，更不知道反动派所谓的“共匪”就是指的共产党。当师国珍谈到共产党时，银于申并无惊奇之感，以为国民党、共产党，只不过都是一个党派而已。师国珍告诉银于申，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到陕西去的路上遇到有人盘问时，就说是到西安找亲戚念书，不然就过不去。师国珍见银于申不理解，便解释说，因为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国民党不主张团结抗日，两党意见不一致。从这里（指家乡）到西安，都是国民党的地盘，所以不能说是到青训班去的，否则会受到阻扰。银于申听了这个解释，心里有数了，便下了决心，一定要去。

临行前，银于申向家里要路费，家人认为他年龄太小，出门走那么远很不放心。他就耐心说服，极力争取。父母看到他不可动摇的决心，也只好同意。当时他的哥哥银玉山有病在家休养，叔叔银星桥也赋闲在家，他们听银于申谈到去青训班学习的事，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并鼓励他坚定地走出去。他们都认为跟着共产党干很好，就是苦一些，只要能吃苦，将来会很有前途，不过他们并不了解银于申是怎么找到这个途径的。银于申便把郑确介绍他去青训班的情况告诉了哥哥和叔叔，哥哥还同他一块去见了郑确。

出发的当天上午，郑确来到学校，给他们带来了介绍信，并为他们送行。下午银于申便与师国珍、葛春田同学一起乘火车辗转来到西安。

到西安后，他们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便介绍他们到青训班去学习。当时办事处的同志讲，学习期间每月要交3元钱的伙食费。由于从家里到西安来的路上搭乘的是货车，没有花车费，光吃饭是很便宜的，所以银于申手里还有几块钱。可是师国珍、葛春田却交不足3元钱的伙食费，他们便想回家。银于申挽留他们说：“我们去了以后可以写信让家里寄钱来。”但他们说家都在乡下，到城里寄钱是很困难的，再说他们家里也不知道他们到青训班去学习，恐怕要不来钱。虽经再三挽留，他们仍旧要回家。离别时，银于申还送给他们2元钱路费。最后只剩银于申和中途遇到的从许昌来的2个同学一起进了青训班。

三、与党结缘

1938年7月，银于申在青训班学习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他所遇到的都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鲜事物，这些新事物都给了他极深刻的良好印象，同时也让他收到了很大教育。刚到青训班时，很多穿着漂亮洋服或学生服的男女青年都跑来欢迎他们，帮他们拿背包，而他们则是几个土里土气的中学生。接洽他们入学的同志也问寒问暖，非常亲切，使他们精神上得到极大安慰，觉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的干部没有一点架子，对他们都是那么和蔼可亲。特别是第一次听冯文彬主任和乔木副主任讲话时，给了他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原来他想象领导和教员一定是威风凛凛，阔阔气气的不凡人物，但是看到他们那种大众化的朴素装束和诚恳和蔼的态度后，他深受震撼。教员上课，也讲得那么通俗易懂，活泼生动，入情入理。在生活上，比起自己的家庭生活水准要高出许多，感到极为满足。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惊喜与满意，精神上格外愉快，觉得虽然离开了亲爱的父母，但这里也有恰似家庭的温暖。

到青训班之前，银于申对革命没有什么认识。后来在学习中他渐渐懂得，抗日救国就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有紧跟共产党，才能完成这项事业。在这一个月的学习中，党和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使他对党开始有了认识，知道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是实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知道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也知道了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有了这个认识，他积极要求进步，向党靠拢。7月27日，他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终于加入了党组织。原来他认为能参加党的人是不简单的，一定要有扎实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和高深的学问，一定是很不平凡的人，而自己仅是一个普通的、年轻无知的学生，是不具备参加党的条件的。所以，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张显俊同志和他谈话时问道“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时，他的回答是：“愿意，当然愿意！可是人家能要我吗？我啥也干不了啊。”当时他还不知道张显俊就是党的负责人。张显俊告诉他：“只要你自己愿意参加党，好好的学习，毕业后做好抗日工作，将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就行。”对他说来，这当然是愿意并能够做到的。经过考察，张显俊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与另外3名预备党员编在一个小组，组织上指定他当小组长。那时他不知道小组长怎么个当法？就向组织上建议指定别人。组织上就说服他，并告诉了一些当小组长的方法，他就照着去做工作，一直到进入抗大后还是当小组长。虽然工作做得还不尽如意，但在组织的帮助下，工作情绪始终是积极愉悦的，工作成绩也令组织满意。

应该说，银于申在入党时对党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那时候的他好像一张白纸，党对他进行教育——在这张白纸上写上了“革命”两个字，他就成了一个革命者。假如处于其他环境，受其他教育，那么他的一切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所以银于申十分感谢介绍他参加革命的郑确同志和介绍他入党的张显俊同志，更感谢党对他的教育与培养。

四、奔赴延安

从青训班毕业后，组织上介绍他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银于申之前也曾听说过抗大，听说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政治、军事理论。因此他很高兴，想着能多学一些东西，更好地充实自己。

从安吴堡到延安是800里山路，如果乘汽车去，需要自费，不然就得徒步行军。银于申当时没有钱付车费，就决心与同学们一块徒步走去。走800里山路，对他来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过去在家念书时，30里以上的路程都没有走过，何况还要背起自己的背包走800里山路，这对他是个极大的考验。但党对他的教育增强了他的革命决心，心想人家都能吃这个苦，难道自己就吃不了这个苦吗？无论什么困难，自己都能忍受，都愿克服。行军途中脚上打了几十个泡，但他始终没有叫过苦。8月10日，他们一行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多半是吃小米，虽然拉了一个多月的肚子，但精神上十分愉快。

到抗大后，银于申被编入四大队八队学习。在抗大将近5个月的学习中，银于申政治上更加成熟，又学习了一些持久战、游击战等军事理论，也了解了一些革命历史，对党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当年10月，银于申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当年12月下旬快要毕业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组织上挑了一些学员去报考，银于申有幸被录取，便调到了敌训队学习。

敌训队的课程是一半政治一半日文，银于申学习得很努力。那时年纪较轻，记忆力强，在一年零八个月的学习中，虽然开荒生产占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也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文成绩优异。

1939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各机关、部队、学校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对银于申来说，这又是一次考验。过去在家虽然有时也帮助家里干点零活，但那是不经常的。而这次生产开荒，却是要自己拿起镢头实干，手上打了好多泡，腰也累得酸痛，但还是一直坚持到底。这次参加生产劳动使他得到极好锻炼，不仅亲身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也增强了劳动观点，从旧社会带来的轻视劳动的观念也基本上克服了。

1940年8月，银于申在敌训队毕业后，又被调到军政学院学习。他更是高兴，一方面因为组织上很信任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学到更多的军事、政治、经济理论。在军政学院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从前方调来的干部，而自己却是毫无一点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所以更加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劲头。

1941年3月，总政又成立了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其中设立了一个高级班，专门学习比较深一点的敌军工作业务和日本问题，银于申又被调到高级班学习，至6月底毕业。那时在思想上、政治理论上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对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也有所增强。同时，日文学得也很不错，能听得懂教员用日语讲课，这些都非常有助于在高级班的学习，收获很大。

从青训班到抗大，再到敌训队、军政学院和敌干校高级班3年的学习中，由于党的培养与教育加上自己的主观努力，银于申在思想上、政治理论上以及社会发展史、哲学、经济学、党的历史、党的政策、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等问题上，都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也学到了一些敌军工作业务知识并掌握了一门外语（日语），从一名青年学生，迅速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战士。

五、抗战淬炼

1941年7月，银于申从敌干校高级班毕业后，被安排到总部敌工队工作，主要任务是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检查敌军工作。他在检查工作中开始接触到一些实际问题，也学到了工作经验，对实际工作很感兴趣。

1942年3月，银于申被调到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任助教。他对于教育工作是个外行，过去只是当学员，至于怎样去教别人还是不太懂，不过工作热情十分高涨。

1942年7月，与敌干校毕业的学生一起到了前方，银于申被分配在晋西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任干事，一直到1945年4月。在这一阶段中，他更多地接触到实际工作，逐步学到一些经验，提高了工作能力，同时参加了几次战斗，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那时环境比较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困难，但银于申从未感到苦。他认为：“无论如何艰苦，总比长征时好得多，况且中国革命开始就是从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开展起来的。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更快地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使革命更快地成功。”因此，他的精神上总是愉快的，工作情绪也总是高涨的，思想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

1943年秋，晋绥军区进行整风运动，政治部机关90%的人员都集中在黄河西岸彩林（地名）整风，少部分人留在前方坚持工作。开始时只知道整风是学习，后来听说整风中发现了很多特务，让他大吃一惊，心中半信半疑。后来把留在前方工作的人员也全部调到后方参加整风，银于申在小组内报告个人历史时，有人提出他的哥哥、叔叔都曾在反动政府做过事，虽然他们都同意银于申参加革命，但仍说他有政治问题。甚至有人怀疑他哥哥是特务，派他到革命队伍里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怀疑使银于申无所适从，心想“革命这么多年，竟把自己革成特务了”，感到非常委屈。至于哥哥的政治背景，他也确实不清楚。参加革命前，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不清楚这些问题的。不过，根据相关情况，他认为哥哥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参加革命时哥哥很赞同，认为参加革命是很有前途的。在银于申参加革命前，哥哥已经认识了介绍他参加革命的郑确同志。1942年郑确回到延安后，银于申见到过他，曾向他打听哥哥的去向。那时家里来信说，哥哥在教育局工作，下乡视察一去未回，使他非常担心。郑确说：“你哥哥很进步。你参加革命后，我们一起组织了‘民先’（即民族革命先锋队，进步组织），并且还合伙开办了一个小书店，专门卖进步报刊杂志。后来我离开了那里，不知道他的情形。”这段话更加深了银于申对哥哥的担忧。后来才知道哥哥被本县反动政府杀害了。在整风中，组织上根据银于申的一贯表现和哥哥被害情形作出结论，认为他没有政治问题。

1945年5月，银于申开始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任队长。他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加上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队里也没有配政治指导员，训练队距离政治部还有四五十里路……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很棘手，难以胜任。虽曾请示上级配指导员，但未能得到解决。他既做行政工作，又做党务工作，还要担任教员，工作上难免会手忙脚乱。他认为，既然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就一定要努力去完成，因而工作情绪始终高涨。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他紧紧依靠群众，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这段工作中，银于申学习到一些领导工作经验。虽然训练队工作比较单纯，但总比在机关碰到的问题要多。一切问题都需要自己去考虑和处理，因此这段工作也给了他很大的锻炼。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敌训队，好像漫天乌云过后见到了太阳，银于申心里有一种特别的兴奋和愉快。以前根本就没有预想到日本会那么快投降，以为抗战胜利还得等几年，思想上也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紧接着，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几道受降命令，更是振奋人心，银于申当时的兴奋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六、转战东北

1945年10月，银于申到了东北，在沈阳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民运部任干事。那时，组织上为了争取住在沈阳的数十万日本侨民，运用他们的技术为建设新东北服务，所以很注意对日本侨民做工作。当时部队成员的成分复杂，因此违反纪律的现象也较为严重，特别是对日本人。即使某些从关内调到东北工作的老同志，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也不大注意对日本人的群众纪律。他们不懂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也是对敌斗争的需要，反之违反党的政策，客观上就是有利于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固然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为日本的军阀、财团等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日本人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受压迫受剥削、被欺骗麻痹了的被统治者。所以，当时为了争取日本侨民为我们服务，需要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上将银于申派驻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驻区内的一个沈阳日本居留民会分会内工作。在这将近一个月的工作中，他政治警惕性很高，处处都为完成工作任务与照顾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而努力。由于对日本人的宣传教育，维护了党的政策纪律，日本人深受感动，他们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道德观念的军队，愿意配合工作。

我军撤出沈阳后，银于申于1945年11月被调到西满军区卫生部陆军医院任政治协理员；1946年5月又被调到辽吉军区卫生部任总支书记。1946年辽吉军区改编为辽北军区后，银于申于同年12月任辽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协理员；1947年7月又任该部总支书记。在这一段工作中，开始主要是接收秀水河子战斗的伤员。当时组织尚不健全，医院也没有政委，因此工作比较忙乱。他虽然积极负责地工作，但工作效率自己仍不满意。

后来收容伤员的任务结束，收容的重伤病员已分别逐渐好转，工作上较轻松了一点，环境也比较安定，银于申便产生了一些为个人打算的思想，想吃点儿好的，用点儿好的。当时，公家也组织了合作社，私人集股搞集体生产，自己也从中分得了一些红利。从那时起，便滋生了一些个人享乐思想。

1947年9月，银于申被调到辽北军区政治部任联络科副科长；1948年1月改任联络科科长，直到1949年1月离开辽北军区。工作上虽感吃力，但他大胆负责，耐心细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8年秋，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从5月开始，对长春守军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共约10万人，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长困久围。

在我军围困长春敌人时，为了做好攻打长春的准备工作，上级急需长春内部敌人的军事情报。当时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亲自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银于申及其战友们，指示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用多大的物质代价都要完成这个任务。那时，银于申兼任长春工作办事处主任，专门对长春敌人进行工作。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费了不少精力，最终没有花费多少物质代价，便掌握了敌人经蒋介石、卫立煌签署批准的防守长春全部计划（包括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各种工事构筑及位置、有线、无线电报、电话联络方法及号码等）。加之平时工作一贯积极负责，因而经东北军区政治部批准，为银于申记大功一次，荣获“艰苦奋斗奖章”一枚。

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面对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经过人民解放军的争取，毅然率所部3个师于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这一果断行动，为长春和平解放及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赴朝参战

1949年1月2日，由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第五十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进行政治整训，建立各种制度，培植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从东北军区所属机关、部队及辽北学院、长春青年干校、牡丹江教导团等单位陆续抽调各级各类干部补充到五十军，使这支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快成为坚决反对反动统治、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而战斗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1949年1月，银于申调任第五十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他积极负责地工作，尽力完成任务。在此期间，他与吉林省洮南县女青年史柏青相识并收获了爱情。

1949年6月14日，第五十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第四野战军建制。8月途经河南时，经批准银于申回临颍探家，弟弟银于振和大侄子银明初被他带到第五十军参加工作。9月部队到达湖北当阳地区，10月参加鄂西战役，11月下旬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

1950年2月，银于申任第五十军167师501团政治处主任，6月任第五十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在此期间，部队奉命隶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回师湖北沙市、钟祥一带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堤工程。此时，银于申的爱人在湖北沙市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事紧张。9月下旬第五十军奉命由湖北开赴东北，归东北军区指挥，在吉林西丰、辽源、磬石、海龙一带集结待命。

1950年10月25日，第五十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休整、集结和粮弹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

1951年3月15日，五十军回国整补。同年5月，银于申任第五十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兼民运科科长。7月，部队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同年12月，银于申又改任五十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

部队入朝作战之初，银于申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认识还不足，存在着临时思想，对美帝国主义作战也缺乏充分的胜利信心。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联合宣言后，思想上明确了入朝作战的重要意义，坚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特别是第一次战役后，更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外强中干的本质，因而更加增强了胜利信心。

在2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遇到了许多艰苦困难与危险，但银于申的意志始终是坚定的，思想上从未有过动摇，要坚决抗美援朝到底。因为这是毛主席和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神圣使命，一定要坚决完成，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光荣的。

八、“三反”负屈

1952年初，全军与全国机关一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三反”运动。当时，银于申思想上对“三反”运动认识不足，对以前自己公开地用点东西并不认为是贪污行为，因而开始时缺乏深刻的检讨与认识。后来运动继续发展，群众中某些积极分子把他的一些问题说成是贪污，他感觉有点诧异，因而仍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来检讨自己。事实虽然都讲出来了，但还不能使人满意，别人的检举材料对他有很大的怀疑，说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虽然知道这是部分群众过左的情绪，但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一时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所以银于申便向组织上提议把自己禁闭起来，利于组织上调查他的问题。2月8日开了一个会，然后便把他关了禁闭。

关禁闭后，银于申内心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方面责备自己过去生活上不够检点，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对待他有点过火。待冷静下来后，逐渐认识到主要还是自己身上有毛病，不然也不会有今天。

在禁闭室中，他努力反省自己过去的错误，但总也没有想出新的更大问题。为了把问题交代清楚，即便是一点儿占小便宜的事都交代出来了。他写了几个材料，对1946年以来所有经他手的经济物资收支与处理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明对错误的认识及态度。他的错误事实主要包括未经上级批准私自动用生产红利购买日用品、私用俘虏和起义军官上交的物品、留用给公家采购物品时商店的赠品、超标准报销探家的差旅费等等。经组织认定后，银于申对这些物品进行了退赔。

4月26日，银于申走出了禁闭室。6月18日政治部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布经军党委批准的给银于申党内撤销工作（撤销支部委员工作）、行政上降级（副团级降为准团级）的处分。第二天，银于申又继续做秘书科科长的工作。

银于申认为，自己虽经过党的十数年培养教育，但由于思想改造不够，从旧社会带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除，缺乏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作风，加之到东北进入大城市后，思想上旧习气作怪，才产生了上述错误。自己感觉很惭愧，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因而受处分也是应当的。他表示“这次的教育非常深刻，将是我一生也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因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努力地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过他也觉得对自己的处分有些过重，便通过各种方式向上级组织反映。

九、轻装前进

继续在秘书科工作后，开始时情绪受到一些影响，工作不够大胆。他曾先后3次向组织上建议要求到基层部队工作，以便更好地锻炼自己，同时也可以换一换环境，但未得到批准。组织上认为他做机关工作比到基层部队更合适。因此，为了党的利益，他就放弃了个人的意愿，安心地工作下去。组织上和他谈话时，对他进行了安慰与教育，他情绪渐趋正常，开始轻装前进。

从受处分以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检讨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以求彻底改正错误。在工作态度上，他积极负责，认真细致，有决心有信心，相信一定能彻底改正错误，一定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在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中，经受组织的严格考验。

1953年9月，经志愿军首长批准取消对银于申行政降级处分。同年11月，银于申任第五十军政治部敌工处副处长；1954年7月，经志愿军第五十军党委纪委复议，“认为原来处分确实过重，按划分贪污浪费界限规定，有的不应算作贪污”，“除行政上免除‘降级’（由副团级降为准团级）外，党内改变‘撤销支部委员工作’改为‘当面警告’之处分”。同年8月，银于申由准团级晋升为副团级。同年10月，银于申任五十军政治部敌工处处长；同年12月，任志愿军政治部政工部调研科科长。1955年9月15日，经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李志民批准，授予银于申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同年9月28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签署国衔政字1341号令，授予银于申少校军衔。同年11月，银于申任志愿军政治部政工训练队队长；1956年5月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调研科副科长；1958年10月任总政治部联络部宣传处助理员；1960年4月经总政干部部批准晋升为正团级中校军衔；1962年1月，银于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4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处边防处副处长；同年6月被批准晋升为上校军衔；1965年5月，总政将银于申评定为享受行政12级。

“文革”中，在“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背景下，总政机关陷入瘫痪，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领导。1968年10月，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大批干部被审查，银于申也遭到“历史问题”调查。

1970年2月，银于申离开北京重回东北，任吉林省白城军分区副政委，次年4月改任政委。1979年1月，银于申调任吉林省吉林军分区顾问（正师级）。

1979年8月2日，总政清档工作组将1969年12月13日《对银于申同志参加“青帮”问题的社会关系调查报告的批示》及1969年12月4日原《调查报告》（共四页）借出重新审查。同年12月7日，总政直属政治部通知沈阳军区政治部：原总政军管小组1969年12月13日批准的关于银于申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是在林彪、“四人帮”砸烂总政的情况下搞的。经复查，“调查报告”的内容与事实有出入，结论不符合实际。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精神，经总政批准，决定撤销本人档案中的上述调查报告及有关的调查证明材料，消除影响。

1981年5月20日，中共陆军第五十军党委纪委根据银于申的申诉，并按照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作出决定，“撤销银于申同志在‘三反’运动中所受党内当众警告之处分。”

1983年3月15日，校党委副书记银玉申主持第五期开学典礼

1982年4月，银于申退出现役，转业到位于河南济源的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任党委副书记。

当时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尚未成立党委会，也没有配备党委书记，银于申则以副书记名义主持党务工作，主管党建思政、组织宣传等工作。

1982年6月初，学校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成立了抗洪指挥部，银于申任指挥部副政委。同年7月末至8月初，校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银于申带领师生们英勇奋战，取得了抗洪胜利。8月底，根据晋冀鲁豫交界地区地震联防区会议精神，学校成立了以银于申为政委的防震指挥部，广泛开展防震宣传教育，做好防震物资准备，从容应对地震预警。同年11月，经司法部批准，银于申由行政十二级晋升为行政十一级。

银于申先后多次主持召开全校处级干部会和科级干部会，为干校的规范化管理倾注了心血。他还主持了第四期、第五期学员开学典礼和第四期、第六期结业典礼，参与领导了教师队伍建设和各期教学计划、教学方案的制订与落实。

1983年底，干部轮训工作基本结束，司法部与河南省人民政府经过协商，决定将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移交给河南省地方管理。此事在教职工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波动。银于申作为党委副书记勇于担当作为，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军心，为学校顺利交接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4年1月，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正式移交给河南省接管；2月改称河南省政法干部学院；10月，又与位于郑州的河南省政法干部学校合并为新的河南省政法干部学院。

由于年龄问题，银于申不再担任学校领导职务，1984年11月光荣离休。

十、晚年情怀

离休后，银于申要求回沈阳与家人一起生活。经组织批准，同意银于申异地安置。学校遂与沈阳市老干部局联系，他被安置在沈阳市铁西区。

回到沈阳后，银于申仍然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经常通过书信、电话了解学校发展建设情况。每当学校有人去沈阳出差，他都抓住机会询问学校情况。他曾在家人陪同下重返郑州，回到学校走走看看，为学校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沈阳定居后，银于申仍然关心党的事业，始终不忘发挥余热，尽力为党工作。他经常受邀走进街道、学校及机关单位作专题报告，讲述战斗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他还到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参观，并为纪念馆捐款。他热心公益事业，多次拿出自己的离休工资，为地震灾区和贫困户捐款捐物。

1993年4月，鉴于银于申对革命和司法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经司法部政治部批准授予他“司法行政一级金星荣誉章”。

2011年6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同意银于申同志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

银于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军队及司法建设中，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向组织提要求，不给学校添负担，即使病重住院期间，也不愿给学校添麻烦。

2019年10月24日，银于申因病医治无效，在沈阳不幸逝世，享年96岁。

银于申同志逝世后，学校派人前往沈阳吊唁，并在“生平简介”中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银于申同志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决拥护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团结同志，顾全大局，生活简朴，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关心师生的成长，为人师表，诲人不倦，表现出了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党的革命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教育战线的好老师。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高尚品德、工作业绩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本文原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年鉴（2019)》人物篇，作者：徐朝钦）